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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频被毁 法律乏力科技武装

2013-12-22

来源: 宁夏日报

 

  编者按:2013年,考古事件更多地步入公众视野。帝王陵相对集中的发掘,重大考古事件被社会聚焦,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考古学科产生了兴趣。然而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古墓被毁事件频现,法律手段又相对苍白无力。古墓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灿烂瑰宝,如何破解矛盾、如何保护古墓,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绕不开的话题——帝王陵

  2013年可以说是帝王陵考古被密集关注的一年。自从曹操墓的发掘遭质疑以来,对其真伪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歇。也许是思维惯性,自曹操墓之后,只要是进入公众视野的帝王陵被发现,无一不被公众无情地质疑。

  今年4月,隋炀帝杨广墓的消息一经发布,就被四面八方的舆论声所包围。江苏南京陈文帝永宁陵同样没有躲开舆论的风口浪尖,公众将矛头对准了不能主动发掘帝陵这一条,引发了媒体关于“主动发掘帝陵”的热议。也许是看到帝王陵如此抓人眼球,有人急不可耐地将河南洛阳发现李煜墓的消息公之于众,而那只是将普通的田野勘探当作了考古发掘。

  2013年,是帝王陵发掘的井喷年,一直到9月,仍有重大墓葬被发现。唐中宗昭容上官婉儿墓便是其中之一。

  但总的来看,相比前几年,公众对考古知识了解得更加深入了,盲目跟风的现象有所收敛,无端质疑的风气也有所改观,但舆论的监督也从另一方面提醒了文物部门对考古成果的发布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心浮气躁。

  重大考古项目有新发现

  被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西周考古发现”的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一次发掘始于2011年,但随州西周墓地的发掘更久远。1978年,擂鼓墩曾侯乙古墓就出土了65件套编钟,震惊国内外;1981年,擂鼓墩二号墓又出土36件套编钟,从而使随州有了“中国编钟音乐之乡”的美誉;今年在叶家山墓地M111墓中,又发现一组5件编钟,更加深了人们对随州与编钟的印象。

  今年入选“2011年至2012年世界十大重要田野考古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首次发现于1976年,经过几十年的系统调查和考古发掘,终于在去年摸清了遗址的大概情况:它是一座距今4000多年、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史前石砌城址。首次科学发掘了长达50多厘米的牙璋,从而证明了石峁牙璋确为龙山晚期至夏时期,同时也为研究4000多年前古代中国的玉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安秦始皇帝陵的考古进程一直为世人所瞩目。这一发现于1999年3月的秦始皇帝陵9901陪葬坑经整体考古发掘,今年也有了新的突破——首次发现了“宫藏”文字的4号俑(俗称“泡钉俑”),为研究“秦俑家族”和秦宫制度,尤其是当时的娱乐艺术和时尚生活等提供了鲜活的珍贵资料。

 

 

  古墓被毁频现 法律手段乏力

  为了赶工期,很多施工单位俨然将文物保护一事完全抛于脑后,甚至出现明知故毁的恶劣事件。最典型的当属今年3月发生在江苏南京雨花台区金阳东街的一块工地的六朝古墓恶意被毁事件,面对考古队进驻施工现场的要求,施工方不仅熟视无睹,甚至连夜将6座古墓全部毁掉。当人们纷纷指责这一恶劣行径时,却被罚款50万元人民币就可全身而退的法律条款惊得目瞪口呆——难道6座六朝古墓所蕴含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只值区区50万元吗?

  目前实施的文物保护法规太滞后,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称,亟须修订。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对施工前考古做了细化。然而,仅凭一部地方法规难以阻止更多违法行为。没过多久,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来峰岗遗址就遭遇了同样的破坏。该遗址在考古工作未结束时就被地铁施工方强行破坏,毁坏速度却惊人——连夜毁掉6座古墓;处罚同样令人无法接受——50万元罚款。

  如何使法律威慑力落到实处,使违法者真正悔过自新,是制定法律的初衷,而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情况的需要,到了急切需要修订的程度。

  科技手段武装考古

  数字影像、计算机软件建构三维模型等新技术在我国考古领域的运用已不鲜见。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考古人不再局限于“拿着小铲子挖土”的旧有模式,而是不断采用高新技术,来提高考古结果的精确度。

  同位素、遥感探测技术、地磁探测法、三维扫描等技术不断被推广运用,为考古成果的获得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年年初,四川三星堆青关山台地古建筑基址考古现场,一辆满载着实验室各种设备的“文物移动医院”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X射线荧光分析仪、超景深显微系统、色差仪、空气成分检测仪、木材水分检测仪、红外测距仪、内窥镜、水质检测仪……可以直接解决考古现场文物特别是脆弱质文物第一时间保护的难题。

  公众考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考古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考古究竟是不是挖宝?曾经困扰普通大众的问题如今已不是问题。

  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公众考古论坛,为考古学者与考古爱好者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多数考古学者表示,推进公众考古并不会影响对项目的钻研,反而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受益颇多。但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所说,“虽然公众考古越来越得到考古机构和考古从业者的重视,但我们要回答公众的问题还很多。”